伦敦成为全球最大金融中心,纽约屈居世界第二

2012年3月3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导读:《纽约时报》近日刊载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地球财富》(Planet Money)节目联合创始人亚当-戴维森(Adam Davidson)的文章称,全球金融的中心点是伦敦而非纽约,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监管。文章指出,在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大西洋两岸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以下是这篇文章的全文。

每个月,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都会有一些年轻的官员与伦敦的一家交易公司接触,买入或卖出价值数百亿美元的美国国债。你可能听到过有关中国持有过多美国国债的过分担忧的声音,但你可能不知道,有一家英国公司会定期获得佣金。这是因为伦敦是全球最大的美元市场,当上海或圣保罗的一家公司决定在国际范围内公开发售股票时,它们也非常有可能会选择伦敦。

事实上,如果你追踪一下全球范围内的资金流向,那么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全球金融的中心点是伦敦而非纽约,这里是世界上资金穿梭最频繁的地方。当然,华尔街也并非胆小鬼。美国投资银行——部分由于美国经济规模全球最大——从事的业务更多,赚的钱也更多。但是,从国际交易这一角度来看,伦敦仍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伦敦的“华尔街”有30多万名员工,而华尔街本身的员工总数还不到20万人。在美国,银行持有的总资产在该国GDP总额中所占比重大约为85%;而在英国,银行所持总资产相当于该国GDP总额的近400%,这主要是由于在这里进行的国际交易数量极大。而且,由于美国在全球金融行业中所占份额正在下滑的缘故,国际业务的重要性更高。

伦敦是如何超越纽约的呢?其部分原因是,即使是在电子交易的世界里,经纪人仍想知道他们电脑的另一端有人存在。伦敦的工作时间与美国、中东和亚洲重叠,而纽约则并非如此。但最重要的原因则是监管。在1986年,“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创立了所谓的金融“大爆炸”(Big Bang)制度,打破了保护英国老旧的、动作缓慢的公司的监管体制。几乎就在一瞬间,伦敦就从一个由受到法律保护的、相对较小的机构所组成的古老体系转变成了由电子银行、庞大的投资财团以及百万富翁们所组成的体系,他们通过投机性的押注来进行投资。从外表看,伦敦还保持着剑桥和橡树木板屋的古老风格;而从内在来看,则是那些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们,他们操着伦敦腔,被关在彭博终端(这是一套让专业人士访问“彭博专业服务”的计算机系统,用户通过“彭博专业服务”可以查阅和分析实时的金融市场数据以及进行金融交易)显示屏环绕而成的“墙”内。

但金融“大爆炸”并非只意味着法律上的任何特定改变,同时还表明政府不会再阻止人们大量捞钱。因此,在1986年到2002年之间里,这种监管缺失(经常被称为light touch,即低干涉)的环境帮助伦敦跟上了纽约的步伐。然后,在美国国会于2002年通过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即所谓“沙宾法案”)以后,力量均势进一步发生了转变。这项法案旨在阻止另一个安然公司(Enron)的出现,责令公司必须提交大量的报告;公司则抱怨称,这些监管规定的成本高昂,而且过于官僚主义。

美国公司可能不得不被迫接受这项新法律,但海外公司无需如此,它们只需将股票在伦敦上市就能避免受到限制,而且许多公司确实也已经这样做了。在1996年到2000年之间,美国各大交易所攫取了全球公开上市交易总价值的74%;而在2007年,这一比重剧减至14%。这种趋势已经变得令人感到十分担心,以至于纽约市长迈克尔-彭博(Michael Bloomberg)、参议员查尔斯-舒默(Charles E. Schumer)和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Henry Paulson)都致力于推进减轻监管负担。换言之,纽约也想变得象伦敦那样。

但在危机发生以后,事情则发生了变化。在大西洋的两岸,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在伦敦,这种呼声更加激烈,原因是导致灾难发生的部分原因来自于美国国际集团(AIG)旗下的金融产品集团——还记得吗?就是那个在伦敦开设办事处,然后在宽松的监管气候下进行高风险的信用违约掉期(由信用卡贷款所衍生出来的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金融资产的违约保险)交易的公司。有基于此,英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主席阿戴尔-特纳(Adair Turner)在2008年承诺将实施“更加繁重的”监管。自那以来,金融服务监管局已经对纽约对冲基金巨擘大卫-埃因霍温(David Einhorn)和摩根大通(JPM)一家子公司的员工处以罚款,原因是其曾从事内幕交易。这些行动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十分明显,那就是伦敦不再对企业彻底开放。

在改革呼声仍在继续的形势下,目前还不清楚这两个城市的银行将会如何作出回应。它们是将找到方法来应对增强后的监管规定,还是将其业务运营转向受监管程度较低的地区?欧盟正考虑实施一项交易税——适用于伦敦——将对每一桩金融交易都征税。伦敦银行业对这个想法深恶痛绝,汇丰控股(HBC)甚至已威胁称其将会迁移。(是的,没错。虽然汇丰控股在这一方面曾有过经验,该行在中国收回香港以前就将其总部从香港迁回伦敦)。

在大西洋彼岸,有人曾指出,如果美国当局实施严格版本的“沃克尔规则”——这种规则将禁止银行进行盈利能力很高但却颇具风险性的自营交易(指公司招聘职业证券交易员,交易员用公司的资金来买卖证券,而公司提供给交易员具有高效的,专用的光缆线和服务器,再配以完美的电脑和软件,使其能够通过几个电子交易网络,即时进入证券市场)活动——那么华尔街金融机构将会仓惶逃离。有没有任何哪家银行的威胁能够成功呢?就近期来看,不太可能。不过,对这两个城市的银行来说,在游说监管机构或国会的同时作出这种威胁当时是一种方便的策略。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前主席巴尔尼-弗兰克(Barney Frank)表示,他觉得那就像是“离婚父母13岁的儿子试图挑唆妈妈对抗爸爸”。

任何大型银行转向瑞士、迪拜、新加坡或北京等受监管程度较低的环境的可能性甚至要更低一些。没错,银行家们想要比较松弛的监管,但同时也希望获得长期持续的立法规则、良好确立的财产权、以及合理稳定的货币。其他的候选环境——法兰克福、巴黎和东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实施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瑞士可能是著名的亲银行家之地,但与这个国家较小的规模相比,其金融部门已经过于庞大。

至少就目前而言,大型银行还是无法摆脱纽约和伦敦。在未来一二十年中,全球经济重心将再次转移,看起来中国经济规模将会超出美国,而印度也不会落得太远。再加上一些“亚洲之虎”——印度尼西亚或是韩国——形势看起来已十分明朗,那就是全球大多数的金融活动都将在印度与太平洋之间的地域发生。此外,巴西、智利、南非和土耳其等增长迅速的国家将应该会从全球金融“死水”转变成大型的商业中心。最早在2020年,最迟在2030年,到那时回头来看,可能会觉得我们曾对全球金融中心是将在大西洋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感到担心是件离奇有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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