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模式已死亡微型民企难过年关,老板集体酝酿出逃潮

2012年1月7日 发表评论 阅读评论

温州模式已死亡,华西村模式亮眼

2012年的元旦,林建海过得异常艰难,整整两天,他一遍遍拨打着电话,联系了20多个民间借贷组织,希望获得资金援助,但回答他的永远是:没钱。

方培林是林建海的“求救”对象之一。作为新中国第一家私人钱庄的创办者,方培林一直活跃在温州民间金融的第一线。换作以前,方培林几个电话就可以帮林建海解决1000多万元的燃眉之急,但今年连他也无可奈何。

“温州现在的民间借贷已经是一潭死水,这在改革开放30多年来还从来没有过。”方培林说,尽管企业仍有迫切的融资需求,但民间已经找不到愿意提供资金的放贷人了。实际上,当了27年“掮客”的方培林自去年9月起就几乎中止了经营。

在他看来,去年发生在温州的民间借贷风波,最大的影响是破坏了温州的民间信用体系。而这个体系,正是“温州模式”赖以生存并发展的根基——无论是目前仍大量存在的家庭作坊式的小微企业,还是已经成长为上市公司的大型企业集团,几乎都建立在高度活跃的民间借贷基础之上。

网络上不乏有人跳出来认为温州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而以南街村、华西村等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则欣欣向荣、大放异彩,网民开始争论温州模式和华西村模式的利弊。

有专家学者认为温州模式属于小农经济,目光短浅,透支高利贷,难有转型机会,未来前途不大。而以华西村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已实现村内企业IPO上市,做大做强,展露光芒。

媒体报道温州老板绝望自杀

据温州市去年10月底的消息称,中小企业主“跑路潮”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但实际上,最近两个月来,温州的情况仍然不容乐观。

去年12月,背负35亿元债务“出走”到罗马尼亚的上海星宝集团老板池万明,继10月被瑞安市政府派出专人接回后,又被传出于近日再度跑路。据现已登记的资料显示,其债权人总金额达25亿元,银行借款超过了10亿元。

以时下4分利息计算,25亿元民间借贷,池万明每个月光利息就要支付1个亿。据池万明的债权人吴先生称,池万明拥有瑞安上海商会执行会长等多个头衔,星宝集团旗下企业还成为世博会中国馆的参建单位,因此在借钱时对池万明的还债能力深信不疑。

根据当地媒体统计,进入2011年11月份以来,温州已发生多起跳楼、跳江、跑路等事件,甚至有夫妇双双注射毒品自杀。截至12月底,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的事件已经由10月初的93起增至140多起。

11月8日凌晨,“掮客”童小陆在其住所被发现跳楼身亡。据了解,童小陆于2011年年初起从银行、朋友、邻居等处筹款上千万元,再以较高月息贷出,因上家跑路、亲戚朋友上门逼债,童小陆在家中跳楼自杀。

11月13日,温州开担保公司兼贸易进出口公司的法人代表林建平、季中芬夫妇在家双双注射海洛因自杀。据初步调查,他们以每月支付3-6分的高利息向民间借贷1000多万元,因得不到银行续贷、无力支付民间巨额借款及利息而自走绝路。

12月20日凌晨5时42分,云锦大厦老百姓大药房门口有一男子跳楼。经核实,该男子生前系龙湾区旅游局局长王某,在云锦大厦家中跳楼自杀。经现场勘察,初步排除他杀,具体情况警方正在调查中。记者进一步了解到,王某在云锦大厦有房子,在10楼。据悉,这次自杀事故可能涉及温州的民间借贷。

12月28日夜10点40分,有个刚从饭店下班的伙计报警:“我看见有人从三桥上跳下去了!”6分钟后,水上公安分局的民警将其从江中捞起。据称,该男子姓陈,温州人,做生意,患上忧郁症。陈非常后怕:“我往下跳的一瞬间,就后悔了,没想到跳江也这么难受啊,太痛了,再也不跳了,冻死了……”。

想要跳楼自杀的也不止他们,媒体近日报道,温州明星企业立人集团老板董顺生两度自杀未果,记者从相关人士处得到确认。“董事长一直承受着很大的压力,2008年金融危机时,就萌生过自杀想法,今年6月,他预感到集团将面临危机,中间数次想要自杀,都坚持下来了。十多年来,他身体状况一直不好,1日起,他就在办公室亲自接待前来咨询、协调的债权人,和他们进行沟通、调解。”

温州模式信用体系已崩溃

在这样的局面下,温州的民间借贷陷入“冰冻期”。

林建海在温州龙湾经营着一家皮革厂,年产值3000多万元。临近年底,他手头一笔1000万元的银行贷款快到还款期限了,2012年2000万元的订单也需要30%的预付款。连着两个多月来,林为此四处筹钱,只凑到300万元。“以往年前这段时间,拆借1000万元资本根本不是什么难事,今年却让我急得头发都白了。”林有些沮丧地说。

方培林说,民间并不缺资金,问题是大家都不愿意再承担风险往外借钱了。

陈百霖是温州一家电器代理公司的负责人,2010年6月,一位朋友向他借钱100万元,月息1分5,借期一年。一年后,陈百霖向朋友要钱,朋友才承认把钱转借给了一家民间借贷机构,但那家机构的负责人不久前刚跑路了。

直到11月,陈百霖才拿回100万元本金。当问及以后还会不会借钱给别人,陈百霖回答:“如果是亲人们买房子、结婚、治病,就可以借;但如果是转借给别人,那肯定是不会了。”

陈百霖的这种想法现在在温州非常普遍。

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指出,不是现在才有这种现象,以往已经出现过,但是现在更为严重。方培林认为,温州民间信用体系在这场危机中遭受了严重的打击,是对温州未来经济最大的影响。

影响甚至已经扩大化,社会普遍失信现象也给广大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温州市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一项调查显示,89.3%的企业受到不信守合同的伤害。

林建海回想创业之初,他自筹9万元,又高息借了3万元,开始创办皮革厂。“头天晚上一说,第二天一早邻居就把钱送过来了,不需要立字据,连利息也是口头约定的。”之后,林建海又多次从亲戚朋友处借款加大投入,同样不用立字据。“最多一次,我一个在上海炒楼的亲戚借给我1200万元,打个电话就把钱转过来了。”

但这样的年代似乎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偿债信用丧失之后,一些灰色势力开始崛起。

在温州一些倒闭的厂房墙上被喷涂的红色大字十分醒目:“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不还钱 狗屎奉上!”;“死老鼠就是你的下场”;“你全家不得安宁!”;“你家小孩在XX学校上学”;“不还你弟弟的钱,要你一条胳膊”。一些追债公司甚至连欠债老板的冥照、插香灰炉、贡品都已经摆好,放在公司门口。

温州模式内忧外患

温州民间金融危机的背后,实质是温州中小企业经营模式已经走入“死胡同”。

温州中小企业所处的境地,一方面是外需萎靡、内需不热、汇率波动、通胀高企,另一方面是温州中小企业多以加工贸易型、劳动密集型为主,技术含量不高。两方面原因叠加,导致企业订单特别是长单减少,而原材料、人工成本不断上涨,企业利润受挤压,经营负担加重。

不少中小企业抱怨,现在做内单的利润只有10%,外单更低,只有5%,仅够还贷款利息。如果汇率再有起伏,那企业基本上就是“赔本赚吆喝”。

除此以外,据周德文称,中小企业的综合税收达到40%以上,除了税以外,在中国还有很多行政性收费,牵扯到18个部门,69种收费,这是中小企业生存很困难的原因之一。

比如,各种税费加上企业为职工缴纳的“三险一金”,几乎占到企业利润的一半。沉重的税负进一步压缩了企业利润,小微企业痛楚尤深。

而今的信用之殇,更影响到实体经济的运作。

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温州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温州既有商业精神中最先进的基因,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此次债务危机以及业主跑路事件,是对温州长期以来推崇的“熟人社会”规则的一种否定。在他看来,“熟人社会”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他认为,这才是信用恢复与重建的根本。

闪电博客评:以我对温州老板们的了解,大部分是不会选择自杀的,逃跑潮可能会在年关前再现,奉劝那些在温州的打工的民工,不要被拖欠多月工资!时刻准备板车,搬运破产公司。

下面是我在评论《耐当劳鞋材、锦潮电器老板失踪,温州中小企业再掀倒闭潮》一文中的一席话:

温州在80年代沉默中爆发,在20世纪谎话大话下衰落。

现在仅仅是开始。

那些坐着豪华车,手揽妖艳女子的温州大老板们,还在撑着肚皮说大话,安抚着那些焦躁的银行经理和债主们,在五星级大酒店里与当地政客们觥筹交错,畅谈城市巨变。只有当独处卫生间,冷水冲洗脸庞时,双手才有一丝的颤抖。

他们在盘算着什么:寒冷的渥太华?潮热的新加坡?熙攘的旧金山?

海外精彩的华人世界,将是他们崭新的开始。


转载请注明来自:[闪电博客]http://shandian.biz/1933.html

分类: 财经资料 标签:
  1. 本文目前尚无任何评论.